福星高照
潘鲁生
我与邓福星先生相识于1986年的“全国美术理论研讨会”，并在同年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做《中国美术史》的资料员和攻读硕士学位课程。此后长达十数年的《中国美术史》《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编纂过程中，我有幸在王朝闻先生、邓福星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在他们左右得以口传心授，获得受益终生的启发和教诲。时光匆匆，如今近三十年过去了，与邓福星先生的师友之缘早已超越了恭王府里求道索理、编书承志的日日夜夜，几十年来在美术学、美术评论、美术创作以及民艺田野调研等专业领域乃至工作和生活上，不间断地交流，更觉得这是段很宝贵的缘分。虽说岁月染风华，但学理的精进，情谊的积淀也是岁月人生的馈赠。
邓福星先生为人谦逊，做人诚挚。他出身军旅，有一股坚韧刚直、雷厉风行的骨气，所以投入学术研究，往往以滴水穿石、铁杵成针的韧性完成美术史论许多浩繁庞大的项目。他有深厚的西学基础，在从事美术研究之前，有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英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实践经历，这也使得他的学问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坚实的哲学基础。作为朝闻先生的学生，他重视美术学理研究的方法论，强调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关注现实生活，既探索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也开展以小见大、力求专、求细、求深的研究，强调史、论、评的相互融合与完善。他坚持艺术实践，不仅策划举办了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美术展览，创办《美术观察》杂志，而且坚持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实践。可以说，邓福星先生作为我国1978年恢复高考及研究生培养以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代学人，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作为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和书画家，在治学理念、研究方法、理论建构、创作实践上有许多质实、深刻、熠熠生辉的成果，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加以认识和阐发，并在更多的年轻学子中传承和发扬。我们认为，作为艺术教育的大学教育、学术研究和艺术发展，关键要实现人文精神的塑造与提升。邓福星先生治学严谨，对学术追求一丝不苟。记得王朝闻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他治学的态度严肃，对待学术上的矛盾，也像他平时与人交际时那样，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重视别人对他的批评或建议，但不盲从；习惯从大处着眼，不在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不断探求新的研究方法。他在这本专著里提出的基本观点，显示了他不愿吃现成饭，也不愿走捷径的一种可贵的开拓精神。”学术事业容不得半点马虎，邓福星先生始终身体力行为后学做表率，这种对待学术真诚、专一的态度值得我们反思和体悟。邓福星先生是我国的美术学科带头人，我们聘请其担任必赢bwin线路检测中心的“六艺学者”，相信他执着的学术精神、开阔的学术视野、谨严科学的学术方法以及一系列兼及美术史、论、评的智慧成果会给一所大学带来丰富的给养和深远的启示。
邓福星先生师从朝闻先生，是“文革”后第一届博士。他在研究之初就将视野和根基探入到理论深处，求解艰深的基础理论问题。他攻读硕士学位时，正值西方现代美术涌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美术思潮活跃，西风甚盛，美术界围绕抽象美、形式与内容等展开热烈讨论，但其中不乏情绪化争论难以进入学理层面，他以《绘画的抽象性》为题完成硕士论文，对中西传统艺术中的抽象因素和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等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今天来看，随后出版的《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一书，以冷峻的态度面对文艺热潮，用学理的剖析探寻现象本质，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下，对于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断层与西方热潮涌入并存而常常出现盲从的情况，都是一泓理论与方法的清泉，具有启发意义。
应该说，所有美术的现象、思潮、史料，都是邓福星先生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阶梯，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剖检美术史料，而从未囿于事项本身，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元美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早在1982年，就发表了《美术史论研究方法刍议》，从美术学哲学、美术学方法论层面对“元美术学”的探索也成为贯穿他学术思想体系的一条轴线。在承担《中国美术史·原始卷》的编写工作过程中，如他所说“一方面查阅资料，一方面到全国重要史前遗址、考古所、博物馆考察拍摄。近距离接触远古遗存，揣摩、体味甚至把玩，追寻其中的奥秘，还同有关专家交流切磋”，在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他由史及论，展开艺术起源的理论研究，完成博士论文《原始艺术研究》，以《艺术前的艺术》为书名出版。他提出“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发生”的观点，并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前艺术是一种不同于文明人艺术的独特艺术形态”。王朝闻先生曾评价指出，“把艺术当作与人类的存在相伴着的一种精神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所提出的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是同步发生的观点，有独创性和科学性。”在此后的研究中，邓福星先生仍持续探索，近两年还远赴欧洲，实地考察西方原始艺术遗迹。可以说，深入的理论探索以及具体的艺术起源及原始艺术问题研究，贯穿于他的学术历程并与其他研究或交叉或并行，相互影响、相互启发，成绩斐然。
邓福星先生对于美术研究向理论层面的建构和深化不遗余力。20世纪后期，民间美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一度成为热点，但当时研究大多停留在艺术形态或样式，尚未形成完善的基础理论体系。就此，邓福星先生于1990年在《美术史论》刊发《论民间美术》，对民间美术的基本范围、性质、内涵及特征等方面展开探讨，从民间美术的界定和分类、民间美术的原发性特质、民间美术的功利性意义、民间美术的民俗学内涵、民间美术的工艺学特征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民间美术保留着如同原始艺术所体现的艺术的原发性特质，保留着一种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发性”，并提出从“功能学”角度对民间美术进行分类，而非照搬纯美术的分类，用“原发性”“功利性”“民俗性”和“工艺性” 概括民间美术的特征。这些学术主张在他主编的《中国民间美术基础理论丛书》和协助王朝闻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编撰过程中也有很好的体现。直至今日，邓福星先生建立在元文化基础上的民间美术研究方法依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邓福星先生注重美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美术学思想的传播，不仅主编出版了一系列美术学著作，构建美术学思想体系，同时，举办展览，创办刊物，积极搭建平台，促进交流。1995年，他在《美术史论》的基础上创办《美术观察》，在发刊词中写道：“《美术观察》是横跨在人文学科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学术刊物。一个刊物的学术性应该表现在其反应敏锐，思考深入，持论科学和态度公允上。”由此强调观察视角和方式多样化，既宏观把握美术总体的格局、思潮、走向和动态，又微观地剖析具体作品、作者内涵、构成作静态的索解，并对源流、演变、承传、变异的发展过程追溯探寻。这体现了他的治学理路以及对文化环境变化引起美术形态变化的敏感。之后还主编有《中国画学刊》，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考，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邓福星先生不仅精研理论，还勤于创作。所谓“不通一艺莫谈艺”，他创作了诸多优秀作品，格调高致，意蕴无尽，颇具文人画风骨。他以中国书画的创作实践来补充或检验艺术理论，艺术创作既是理论思想的延伸，也是一种补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正是在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邓福星先生关注学科全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意识到构建美术学学科的必要性，并在1988年提出并倡导建立美术学学科。而回望这段历史尤能看到，“美术”是20世纪初才获普遍认可的一个新概念。1895年，康有为在编写《日本书目志》介绍日本现代科学书籍时，将西方“美术”概念引入中国。最初的“美术”主要基于美术创作和美术史研究层面，研究尚未将中国美术理论提升到学科层面，其中的美术史研究也是沿用了西方历史学的学科规范，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正是经过张道一、邓福星等学者的呼吁和倡导，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1992年“美术学”成为二级学科， 2011年“艺术学”上升为学科门类，“美术学”成为其下设五个一级学科之一。至此，我国的“美术学”学科完成了从无到有，从三级学科到一级学科的发展，诸多学者对美术学富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倡导开花结果。这不仅是一种价值的自觉和提升，也是内在体系的完善，并将更深远地作用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如今，面向新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与艺术生态，对美术学科建设进行全面思考和深入探讨，在把握美术学科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举办“2015’全国美术学学科建设论坛暨邓福星美术学思想研讨会”，围绕邓福星先生的美术学学术思想展开研究并编纂出版文集，以期在前辈学者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实践经历的基础上，深化认识和探索，推动和促进我国美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体对必赢bwin线路检测中心来说，美术学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自身的历史和传承，也对设计学等相关学科有重要的补充和支撑作用，目前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亟需进一步拓展和提升，相信通过这样的交流和研讨有助于进一步汲取经验、学习理念，实现更深入、可持续的提升和发展。
在必赢bwin线路检测中心召开“全国美术学学科建设论坛暨邓福星美术学思想研讨会”并编纂《邓福星美术学研究评述》之际，再次向美术学界同仁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邓福星先生为美术学研究及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本次学术活动专家云集，福星高照，在《邓福星美术学研究评述》出版之际，是为序。
乙未中秋于历山作坊
潘鲁生 博士，山东省文联主席，必赢bwin线路检测中心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